佛教“不可说”背后的神秘启示

发布时间:2015年02月02日 09:46 | 来源:佛学研究


     可见佛教是历来主张融通真俗二谛、兼重可说与不可说的,不然就不会有成千上万卷的经论,也不会有弥漫其间微妙难言的精神境界。那种认为可说是凡夫境界、不可说才是涅?大德的看法是不符合佛法的。《大般涅?经》中说:

不生生不可说,生生亦不可说,生不生亦不可说,不生不生亦不可说。生亦不可说,不生亦不可说,以有因缘故得可说。

其中“不生生”是指世俗谛上的初生出胎,“生生”是指一切凡夫,“生不生”是指世俗谛上的死亡,“不生不生”则指没有生相的大涅?。这四项实际上又囊括了一切法,从众凡夫,到大涅?,无论是世俗谛,还是真实义,统统不可说。但如果碰到适当的机缘,或要教化群蒙,或要远播佛法,则一切皆可说了。凡夫境既可说又不可说,涅?境既不可说又可说,这才是正确的看法。

三、“我在故我说”

与佛教中抬高不可说,从而分割可说与不可说两者关系的倾向相反,在哲学界则有人抬高可说、贬斥不可说,同样把两者生硬地分割开来。上文提及的冯友兰先生便是这样主张的。这样的做法,不但割裂了可说与不可说之间的紧密联系,而且使他的思想面临一个重大的问题,这就是放逐不可说,使得可说者成了无本之木,只是一些缺乏生机的概念范畴的排列组合。

早在半个世纪前,熊伟先生就注意到这个重要的问题,著书立说,详明其理。可是由于论题艰深,加上外间世界风风雨雨不断,故为人所鲜知。现据其德文本《论不可说》和中文本《说,可说,不可说,不说》,略阐其理路,以证本文论题。

熊先生的风格是融通中西思想,其德文本中多引康德、黑格尔和海德格尔等人的说法,中文本中则多引老庄孟的说法。但两部作品所关心的焦点仍是佛学,因为他认为“不可说”问题只在佛教经典中被反复细致地讨论过,到今天甚至成了佛家思想的代名词(如同冯友兰先生所认为的那样)。他对佛学的重视可在文中随处可见的梵文名相和摘自《大藏经》的引文上看得出来。因此,在讨论佛教哲学中的“不可说”问题时,重温熊先生的著作是很有必要的。

德文本《论不可说》较之中文本更成熟一些,层次也较分明。它共分两大部分,前一部分是《得自古代的信息》,主要讨论公元三世纪新柏拉图主义代表人物柏罗丁(Plotinus)关于“不可说”的思想,这一部分是从西方思想背景出发挖掘“不可说”问题的地位和作用。第二部分是《一个尝试》,集中谈他自己对“不可说”问题的看法。在这一部分的开头,熊先生就引证《大般涅槃经》中关于“四不可说”的论述(见本文第二部分引文),指出“不可说”问题在佛教和整个人类思想中的重要地位,并且说他的目的就是要把不可说同可说融通起来。

大家知道,我们之所以能够说起来,在于所谓“三和”,即根、境、识三者的和合。三者缺一不可,没有了哪一个,都说不起来。熊先生也非常重视这三和,认为它是说之为说的根本条件。可他的三和是“我”、“思”与境相三者之间的和合,与传统佛教的看法略有不同。以“我”替换“根”,是由于“根”无论如何都是本无生的妄法随缘,是被执为人身的“我执”。真正的“我”不是“我执”、不是人我,而是自在的本我,它是涅?四德中的“我”。用西方哲学家的话说,这个“我”不是个在者(Seiend),而是“在”(Sein)本身。由于“我”是如此高妙的胜义我,便使依此而立的“说”也不是简单的朵颐翕辟、妄法随缘,相反,它是真如随缘,是以方便言诠宣说常乐我净的涅?胜德。

channelId 1 1 1
厦门广播电视集团官方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