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不可说”背后的神秘启示

发布时间:2015年02月02日 09:46 | 来源:佛学研究


      熊先生认为冯先生只要“可说”的哲学,把“不可说”排除在哲学之外,本来是一种很“严刻的理智态度”,这一点很符合以休谟为代表的经验派的立场,即认为哲学不应该象理性派那样好高鹜远,我们的绳子太短,探测不到无底的深渊,就应该收束在一个小范围内。可是,我们的绳子虽达不到深海,但深海与浅海却不能分作两层,而应是“混成”的,经验派在这里有了偷懒的嫌疑。熊先生认为:

“不可说”者,只要我们不懒,索性迎上去,则它并没有什么可怕,亦不神秘。一懒,而避之惟恐不速,则反自己造出一些神秘的鬼影来牢住自己矣。

而且,熊先生指出,冯先生把“不可说”逐出哲学,自己却又不自觉地落入其中。在《中国哲学史》的自序中,冯先生说先哲们的宗旨和精神弥漫于字里行间,“善读者可觉而知也”。熊先生认为,这些精神也并没有“可说”,而只是弥漫在字里行间。写哲学史的人写不出它来,它也是“不可说”的,所以只是叫我们先要善读,再自己去“觉”而知。

除了对冯先生的批评外,熊先生还于一九三七年撰成《说,可说,不可说,不说》一文,贯古通今,言简意深,系统陈述他对“说”的诸问题的全面见解。次年,此文曾寄给冯先生,但未见回音。一九三九年,熊先生又以德文撰成《论不可说》(Ueber das Unaussprechliche)一书,同年,以它作为博士论文在波恩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与熊先生积极投入的态度相反,冯先生则自始至终对此问题未加一辞,不但没有回复熊先生的来信,而且在以后诸多会面及共事的场合下,都未提起此事。他对这一问题究竟是回避不答呢?还是以不答作答,给“不可说”还个“不可说”呢?由于冯先生已然仙去,我们便不得而知了。因此,现代哲学史上一次关涉佛教哲学性质与命运的争论,却是一场引而未发的争论。

二、从佛法看“不可说”问题

第一义胜谛超言绝相,不可言说;可言说者,皆落世俗谛,等等,在佛家看来似乎早成定论。因此,每见一些方家谈佛入胜,动辄“不可说,不可说”,仿佛真的“言语道断”了!

在这“不可说”的背后,当然不乏直契真如、已证正果者,但更多的人却是在“不可说”的托辞下沾沾自喜于所证,为自己不努力证真悟道找到一个很好的借口。同时,惶恐于遣词造句,怕一开口就落入世俗谛,这样的人一方面把胜义谛与世俗谛分作两截,从而将第一义真实推到遥远的彼岸,触目者皆世俗假有。另一方面,这样的缄默不言对于佛教来说有着极大的危害,那就是造成数典忘祖、经学荒疏,以至于后世教理愈来愈浅陋粗俗、证真开悟者愈来愈稀的凋零情景。

这些情况都从根本上损减了“不可说”的高妙境界,起到很消极的作用。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理解这“不可说”呢?

我们首先得问:“说”是什么?在一篇文章中,我是这样回答的:“说不是朵颐翕辟的作声,而是借此有声有色展出的指明。”在这一意义下,连篇累牍的人云亦云,喋喋不休的街谈巷议就算不上说,因为它们并没有指明寂照明觉的境界。相反,释迦的拈花微笑、孔子的“天何言哉”、老子的“吾以复观”却是极其精微玄妙的说,真正能把我们带入寂静而澄明之境。可实际上,释迦是在“笑”,孔子是在沉默,老于是在“观”,它们都不是我们平常所理解的“说”。根本不是说的却真正在“说”,说个不停的却没有“说”,这是为什么?原因正在于“不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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