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不可说”背后的神秘启示

发布时间:2015年02月02日 09:46 | 来源:佛学研究


佛教“不可说”背后的神秘启示

半个世纪前,关于佛教哲学中的“不可说”问题,有一场引而未发的争论。争论的一方是现代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另一方则是笔者的授业恩师熊伟先生。

当时,冯友兰先生的思想和事业已达到高峰阶段,他在中国哲学史和中国哲学领域内所做的建设性工作,打破了当时思想学术界的沉闷气氛,为中国传统思想的继住开来做了有益的尝试,其功勋至今仍不可泯灭。而三十年代的熊伟先生则正远渡重洋,在德国师从海德格尔等人学习研究西方哲学。直到如今,虽然传统的中国哲学,尤其是道家哲学仍在其关注的范围内,可他的主要精力还是投在现代欧洲大陆思想,尤其是存在主义思潮的评介和研究上。两位思想背景差异如此之大的老先生,竟在一个“两不管”地带——佛教哲学上起过争执,倒是鲜为人知的。

一、一场引而未发的争论

事情是这样的。冯先生三十年代初发表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中有这样一段话:

故佛家之最高境界,虽“不可说,不可说”而有待于证悟,然其“不可说,不可说”者,非是哲学;其以严刻的理智态度说出之道理,方是所谓佛家哲学也。故谓以直觉为方法,吾人可得到一种神秘的经验(此经验果与“实在”符合否是另一问题)则可,谓以直觉为方法,吾人可得到一种哲学则不可。

在这里,冯先生区分了理智的方法和直觉的方法,认为理智的、可说的东西是哲学,直觉的、不可说的东西则不是哲学。据此,他对佛教也进行了二分:有待证悟的最高“不可说”境界是神秘的经验,以理智态度说出的诸般道理是佛教的哲学。

这些说法不是一时兴起所发的泛泛之论,而是关涉冯先生根本思想的重要观点。诚如冯先生自己所承认的,他所进行的建设中国哲学史的工作,实际上是在中国旧有的思想材料中,整理发掘出与西方所谓“哲学”相应的东西来,这也就是指以理智的态度说出的道理。这样一把大剪刀无疑极大地伤害了传统思想家们津滓乐道的境界、体验之说,使得所谓“哲学”成了概念、范畴的排列组合,缺乏应有的生命力。冯著《中国哲学史》对佛道思想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这是普遍为后人所诟病的,其原因恐怕正在于他没有努力去体察佛道思想境界中极富生命力的真实体验,而是简单地把它们逐出了哲学的门墙之外。

相反,喜好老庄、深受欧洲大陆思想,尤其是海德格尔思想影响的熊伟先生则不然。直到前几年,熊先生还有所谓“哲学之门坎”的说法,认为谁理解了“吾心即宇宙,宇宙即吾心”之类的话,才算是入了哲学的门。尚境界、重体验是熊先生一贯的风格,也正是在这一基本态度下,身在柏林的熊先生开始就佛教哲学中的“不可说”问题向冯先生发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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